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乐牛配资
“暴敌凭凌，破坏远东和平，连天炮火，遍地血腥，我劳苦民众士兵，莫不愤慨填膺……”这是广州培正中学教师、中共秘密党员陈黄光作词的《奋起救国》所发出的正义之声。
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，华南地区的进步文化工作者组建抗战文化团体、创办进步报刊、进行空前繁荣的文艺创作，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宣传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。
“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，有各种的战线，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，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。”毛泽东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的这段话，精辟地指出了在武装斗争之外，利用文化武器与敌人周旋的重要性。
以笔为枪、以墨为弹，为了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富有华南地域特色的文化救亡运动，犹如一场场“不拿枪的战斗”，与抗日武装斗争协同发力。文化凝聚钢铁洪流，不断振奋抗日军民的斗志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战事迹，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写下光辉一页。
绿叶鲜花掩映下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进步报刊挥笔如刀
在广州市荔湾区长寿东路附近，有一条远近闻名的“报馆街”，历经沧桑的骑楼建筑，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往事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这里因地理位置便利，聚集着众多新闻工作者。
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之后，大批文化人士撤退到香港和广州，郭沫若征得周恩来同意，利用广州在对外尤其是对东南亚华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，决定将《救亡日报》转移到广州出版，办公地点就选在“报馆街”。
《救亡日报》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报纸。1938年元旦，《救亡日报》在广州复刊。在广东当局的支持下，《救亡日报》委托《国华报》印刷厂代印、委托《新华日报》驻穗发行所代办发行。
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巧妙地派遣省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，以作家身份与该报联系，使该报在宣传舆论上密切配合省委工作。《救亡日报》在广州虽然只出版了10个月，但是实实在在地成为“华南抗战文化堡垒”。
1937年8月在广州创办的《救亡呼声》旬刊是救亡呼声社的社刊，旗帜鲜明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呐喊。大批共产党员在其中发表大量的评论和文章，一批进步画家如赖少其等为刊物作封面画。《救亡呼声》一般发行量为每期数百至一千多份，最高发行量达2.4万份，销往广东各地和港澳地区，吹响抗战救亡的嘹亮号角。
1939年4月1日创刊的《新华南》，是韶关曲江时期中共广东省委的机关刊物。这份报纸是省委以统一战线的名义创办的，以“团结抗战，打败日寇，肃清汉奸，建设新中国、新华南”为办刊宗旨，宣传抗战、团结、进步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，指导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，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。
为支持游击战争的持续开展，中共积极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，文化建设是主要内容之一。根据地创办了许多报刊，积极进行抗日文化宣传。
《前进报》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机关报，前身是创办于1941年1月的《大家团结报》和3月的《新百姓报》，7月两报合并为《新百姓报》。1942年2月，《新百姓报》改名《东江民报》。
从1942年3月至1945年9月，《前进报》共出版发行了100期，发行范围遍及东江地区、北江、珠江等各抗日游击区和部队。东江抗日根据地出版的《前进报》，其所载社论和领导人文章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，成为指导全省各地党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的主要言论阵地。
领导抗日救亡团体
“我们是抗日的先锋，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。生长在珠江畔，战斗在南海边，为保卫肥美的稻和桑乐牛配资，为收复失掉的地方，我们跟鬼子决死仗……”这首激情昂扬的战斗之歌是由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亲自谱曲的，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歌。
时间回到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日军武装入侵中国东北。全国人民面对日军暴行，无不悲愤填膺，发出抗战的呼声。
战火牵动着南粤学子的心。全民族抗战爆发前，广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，涌现出如中山大学抗日剧社、中国青年抗日同盟、突进社等抗日救亡团体。
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日军铁蹄步步南侵。在广东，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持续蓬勃发展。至广州沦陷前，救亡运动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青年学生运动为主，组织集会、演讲、示威、游行等形式，积极声援抗日前线。
在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，广东党组织逐渐重建、恢复。1938年4月，正式建立了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华南抗日救亡运动获得更大发展，其中一大标志是，抗日救亡团体逐渐从分散走向统一。
1938年1月1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中山大学青年抗日先锋队、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锋队、广州市学生抗敌救亡会、青年群社、救亡呼声社、青年抗日先锋团、平津同学会、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等8个抗日团体，联合发起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（简称广东“抗先”），成员达1.2万人，是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骨干、有各阶层青年广泛参加的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组织。
广东“抗先”成立后，即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，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。当时这支队伍的主要工作是以举办演讲、排演戏剧、张贴标语壁报等形式，面向社会宣传鼓动，动员广大民众支持抗战。
像广东“抗先”一样，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发动下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文艺宣传活动，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界以至整个广东地区救亡运动的发展。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广州，重现革命策源地的文化风采，成为国民党统治区除武汉以外的第二个文化中心。
1938年10月，广州沦陷。中共广东省委转移到韶关曲江。这一时期，党的许多重要文化活动转移到以韶关为中心的粤北各地。
为加强对粤北抗战文化工作的领导，1939年3月成立粤北地区党的文化领导小组，1940年初又成立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，直接领导抗日文艺工作。许多文化界人士云集曲江，各种文化团体纷纷成立，曲江成了华南抗战文化的中心。
文艺创作百花齐放
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平、津、沪、宁等城市迅速沦陷，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等大批文化人南下，聚集于华南地区，先后组建了艺术工作者协会、文化界救亡协会、民众歌咏团、艺协剧团、锋社剧团、蓝白剧团、儿童剧团等，以文艺为武器，以笔当枪，大力宣传抗日。
在战乱频仍的时代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通过艰苦奋斗和辛勤工作，造就了一大批文艺作品和学术成果。
大量文艺刊物和文学作品涌现出来，如蒲风主编的《中国诗坛》、巴金主编的《烽火》、靳以主编的《文丛》、欧阳山主编的《光荣》等刊物。又如雷石榆的《华南，我们保卫你》、蒲风的《抗战三部曲》、林焕平的《新的太阳》等诗作，司马文森的《广州，四月的轰炸》、欧阳山的《三水两农夫》等报告文学作品。
戏剧、音乐、美术等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。锋社、蓝白、艺协三大剧社以及各学校剧团纷纷成立，积极排演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剧目。《走私》《汉奸的子孙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剧目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。1938年3月，大型革命历史剧《黄花岗》的公演成为广州剧坛的盛事。该剧由20多个团体、300多人参与演出，取得了巨大成功。
新兴木刻和漫画创作在抗战时期异军突起，成为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的有力武器。叶浅予作为漫画界的领军人物，创作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。著名画家关山月、黄新波、郁风、蔡迪支、李华、赖少其、刘仑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战的作品。
广东地区的音乐家们创作了大量激昂的抗战歌曲。陈黄光、马思聪、冼星海等岭南音乐家，以音乐为武器，为抗战贡献力量。
部队文艺宣传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。例如，东江纵队就有东江流动剧团、鲁迅艺宣队。这些文艺团体随着部队活动，利用战斗间隙编演反映战争的歌曲，战斗性强、宣传效果佳。为了使歌曲更为群众喜闻乐见，文艺工作者经常用广州方言、客家方言演剧，用客家山歌、龙舟歌等民间形式演唱，深受广大群众喜爱。
东江文艺战士在敌后游击战争中锻炼成长，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艰苦奋战。曾生曾高度评价这支队伍：“你们是文工团，也是武工团，你们跟随部队从南打到北，又从北打到南，是一支坚强的队伍，为部队的建设和打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”
《前进报》印刷机。（南方日报记者 梁钜聪 摄影）
【点评】
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徐俊忠：
华南地区大学抗战播迁，是磨难也是淬炼
1938年10月，屡遭狂轰滥炸的广州城沦陷。国立中山大学和省立文理学院、私立岭南大学等一批知名华南地区大学纷纷外迁，有迁往香港的、省外的和粤北的，它们在顽强的坚持中赓续着民族的学脉。
然而，以国立中山大学为例：一所大学一群书生的搬迁，为什么临到日寇进城时，才允许开拔？为什么历尽艰辛到达指定地区，才发现面临“汇兑不便”等难题而无法立足，为什么千里跋涉托足于云南的山城澄江，一年半后又不得不回迁广东韶关，为什么日寇实施“一号作战计划”而邻近湖南长沙、衡阳失守多时，将处于激战区域的大学，却迟迟未能有效备战，只能被动再次陷于新的劫难？这些显然也是国内政治不清不明不靖的症候。
与此同时，大学播迁也重塑了大学的品格。播迁是大学的磨难，也是大学师生与国家和群众一同接受战火淬炼的过程。正是在这种淬炼中，许多大学师生发自肺腑地呼唤各自心目中的“新中国”，并不断凝聚了一个重要认识：唯有民族独立和复兴，才有国家的未来与国民的尊严。因此，“学术报国”“知识为民”等也日益成为这批从战火中走来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基础。尤其令人敬佩的是，在大学播迁中，一批批青年和学者投笔从戎，从被保卫者身份毅然决然转身成为保卫国家和群众的热血战士。这些都验证了毛泽东《论持久战》中的一个说法：“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，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，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。”
【纪事】
《前进报》刊发百期，记录华南抗战史
“百期的报纸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光荣的记载，这些记载正讴歌我们的英雄因消灭人类恶魔而创下的奇迹。”这是1945年9月，《前进报》第一百期出版时发表的纪念献词摘录。
《前进报》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机关报。这份革命报纸创刊之初是油印报，报社没有固定的地址，经常随着部队行军在东莞、宝安和大鹏半岛一带流动。报社工作人员将留声机唱针磨平插在筷子上当刻蜡版的钢笔、用木版钉上胶皮当刷子，沾上油墨一张一张地刮扫，在艰苦的环境中印刷《前进报》。
1945年，前进报社随着东江纵队领导机关进驻罗浮山，中共博罗县党组织将一台珍贵的印刷机运上山，为《前进报》印刷使用。
这台印刷机历经曲折才得以在日军“扫荡”中保存下来。1941年，《博罗日报》社长、进步人士陈洁通过多方募资购回这台印刷机。1944年，日军多次发动大“扫荡”，为避免印刷机落入敌人之手，陈洁等人将机器拆解并埋在土里。
等到东江纵队来到罗浮山，陈洁将印刷机的埋藏点告知部队。为了不暴露踪迹，十多名战士翻山越岭，用扁担将这部沉重的印刷机运往罗浮山朝元洞，交给前进报社使用。
有了这台印刷机，《前进报》达到全盛，发行范围遍及东江地区、北江、珠江等各抗日游击区和部队，及时报道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新闻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、方针和政策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。
南方+记者 杜玮淦 陈伊纯 通讯员 何飞彪乐牛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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